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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法院面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决定，如果裁决执行实在有违法律和公平正义，而如果裁决不予执行则会受到地方政府不支持政府工作的指责。

虽然齐玉苓的受教育权最终获得了救济，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已于2008年被废止，因此，类似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件已不能以该批复为救济依据。贸易联合会认为，法院颁发禁令的行为侵犯了其受宪章保障的表达自由，最后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

  摘要:  在宪法权利水平效力理论谱系中，有直接水平效力与间接水平效力之分，宪法权利的间接水平效力是宪法权利发生水平效力的常态。中国宪法权利属弱间接水平效力模式。[10] 以德国为样本，我们可以归纳出宪法权利强间接水平效力模式的基本特征：将法院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裁判行为关联至受基本权利调整的政府行为，在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基础上，对法院裁判私法纠纷的司法行为做合宪性审查，以民事法律上的概括条款为入口，发掘民事法律规范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兼容关系，简而言之，宪法权利通过审查法律或司法裁判的合宪性影响私主体，从而建构出间接水平效力模式。  二、宪法权利间接水平效力的基本类型 任何分类其实都是危险的，这意味着裁剪无限复杂的多样性，甚至可能闹出削足适履的尴尬。其中排除妨碍的义务，主要体现为保护公民免于第三方的侵害。

1919年的《魏玛宪法》第118条第1项及第159条，分别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不得受到私法的干预作出了规定。[20] 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从国共合作肇始的"国民革命"或"大革命"开始，中国的问题风向变了，不再是"革命的反革命"的内在主体缺乏，而是革命的内在主体太亢奋，一跃超出了可以被平抑的范围。

实际上，它们是理性的思想实验，这种思想实验在制造出早期现代的、理性的国家概念、国家权威和国家正义的同时，孕育出现代的个人主义原则和现代公民概念。理性作为国家的正当性根基，它不能无视正义的要求，或者说，体现着正义的国家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我认为，上述多种解释恰恰展现了美国"革命的反革命"的宪政智慧。《政府论》本身有许多理性主义甚至激进主义的因子，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洛克通过一种模糊化的处理，使这种理性主义一直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这就使他和英国内战期间的激进共和主义以及法国革命后的激进民主主义区别开来。

［13］姚中秋： 略论宪法与道统，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 /4 期合订本。这里英美道路和法国道路的区别至为明显，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宪法作为形式因，能否用一系列宪政的平衡或者平抑革命(counter－revolution) 的制度设计来安定革命的精神［10］。

我个人的主张是从反革命的角度看革命，在此，政治宪法学应该包含规范宪法学。［6］［英］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伴随着宗教宽容理念的出现以及近代国家走向世俗化，一旦剥离掉"共同信仰"这个前提，一种世俗的契约论就出现了。大体上说，洛克的契约政府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政府解体---自然状态---宪政政府。

这个"娜拉出走之后"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大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总是面对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悖论。洛克版本的"民主模式"不同于后来卢梭的"人民主权"，其民主观念的面貌比较模糊，我们姑且称之为"主权在民"。原因在于，法治意义上的规范性民主政治能够解决政权的日常安定性问题和程序合法性问题，这对于国家(权力) 和宪法的权威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不是充分的。所以，美国的宪政制度，革命是它的动力因，革命的参与者，各种各样的战争，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各种各样的主义和问题，都是它的质料因。

1640 － 1688 年英国革命发生时，人民民主的思想尚未兴起。由约翰·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揭橥于前，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发扬于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彻底撼动了罗马教廷的权威，西欧开始走出中世纪，统一的、普世的基督教信仰的秩序形式崩溃了。

从逻辑的清晰性来说，洛克存在诸多含糊甚至矛盾之处，但是在政治领域，审慎和尊重传统向来属于弥足珍贵的美德，它们并不追求逻辑上的完美，《政府论》下篇的魅力恰好反映了这种模糊和暧昧的政制蕴含。制宪和立国---无论是由战争所触发，抑或是和平的第三波---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以及在该逻辑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对于宪法权威的确立至关重要。

三十年来的"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呈现了中国三个阶段性的结构变迁：第一，"八二宪法"的真正意义在于改革，在革命建国的已有宪制之下，注入了终结革命的法治本性，通过法制化的宪制来维系和守护革命成果，并防范极端的政治动荡。它有着法则，但又不是按自然法则的效力来运作。但是倒着读的逻辑更妙，政府解体-自然状态-宪政政府，这样一个逻辑恰好是英国光荣革命的逻辑，它很好地处理了革命与建国的关系，宪法在革命建国中扮演着一个中介性的关键作用，是革命的正当化的一个结果。但是，究竟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权威，法律与权威的关系怎样，在中西法律思想史中从来就没有定于一尊的理论，古往今来，各家各派，形成了诸多理论和学说。"［6］( P. 2)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和权威来自于人民的同意，统治者必须为人民的幸福提供保障，而人民则保证服从。正是这种激进的权利思想对新兴的绝对主权国家构成了政治正当性的挑战。

斯塔尔夫人曾谓，卢梭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但把所有东西都付之一炬，他是一个地道的革命者。袁世凯在民国建国时期就是反革命。

霍布斯和奥斯丁等人后来的法律实证主义便是以这个立法主权的政治理论为前提的，立法主权意义上的国家是这派理论的政治前提，作为立法者的主权者是实证法的政治渊源和权威来源。革命对于卢梭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为它是要铲除奴役，恢复自由，但革命需要人民起来，达成共识，即基于公意的政治决断。

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互助的，并且财产权已经先于国家而存在。卢梭则并非如此，《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之间在逻辑上没有太大的先后关联性，他用脱离自然状态语境的契约论来制造"公意"所代表的赤裸裸的集体权力。

在弗里德里希看来，国家的理性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它是一种立宪意义上的国家，宪政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关键。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世俗政权在本质上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存在，但它被视为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的契约。由此可见，宪法的权威并不在法律本身，也不在主权在民的革命性立法主权，尤其不在创制建国的革命主义之人民公意，而在法律的正当性根基，即一个终结革命并守护革命成果的的宪制结构。博丹为了解决几乎导致法国崩溃的宗教内战而诉诸于"绝对主义王权"意义上的"政治解决"，这一"政治解决"超越宗教解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主权"概念---即"属于国家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

法治的本性就是要在国家政治权力的腰眼上插入法律这个楔子，用法律的统治这个轭约束权力的暴虐，所谓权威指陈的就是被法律约束的权力，或者说政治权力得到合法化的使用［1］。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最终把这一逻辑推演到了极致，发展出了一种类似"革命权"的理念，即新教徒有权利反抗那些试图阻止他们崇拜和传教的罗马天主教统治者，必要时还可采用武力。

法国革命借助"人民主权"的响亮口号，借助"自由、平等、博爱"的高贵理想，一举点燃了整个西欧的烽火，欧洲由此进入了革命年代。这个状态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状态，但也不属于例行化的政治状态，而是一种特殊或非常状态，它既有自然状态的绝对规范主义的正当性( 自然法的正义性)，又有革命时刻的特殊性的绝对规范主义合理性。

从本性上说，法学理论是保守的，它既不需要像哲学理论那样穷究法律(国家法制)的终极性正义本源，也不像政治理论那样缕析权力体系和政治秩序的运作、功能与绩效，而是偏重于法律规则本身的权威，即法律的本性、规范、程序与裁决的权威，所谓"法律的统治、法律的至尊、法律的优越"(rule of Law， su-premacy of Law，predominance of Law) 是矣。因此，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国家正义论等出来了，国家理性和国家权力受到正义论和权利论的双重拷问。

我认为，这个政治性的结构恰为我们理解中国宪法的权威性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资源与基础---但它需要政治宪法学视野的重新阐释。  二、追寻国家正义与政治正当性的宪法权威 在西方，有关国家正义的思想是一个超越了古今之争的政治哲学问题，不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托马斯在谈论它，即便是现代现实主义国家理性学说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在以狮子和狐狸之道教导君主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忽略国家的正当性、政治正义问题。但是，如果从人民公意的政治逻辑来说，他们确实是与人民公意为敌的反革命，尽管当时场景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不知道何为人民公意，但这个公意确实"隐匿"地存在着。严格说来，"八二宪法"不是以重新制宪的方式制定的，而是以修宪的方式制定与颁布的。

要么像纳粹那样，以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结束。宪政主义的国家理性有别于古代道德主义的德性政治，其关键在于它并不企图从纯粹的道德层面上来解决上述问题，而是从立宪的政治和法律层面上来解决。

洛克的自然权利观念遥接"宗教改革"所产生的良心自由，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然法观念，英国主流思潮由此而进入了"权利时代"。原有的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已不能容纳新的改革精神和现实状况，人民要"走出文革"，要私有财产权，要民主与法治，这些诉求相比于之前的政制都是"革命性"的，"八二宪法"对这些"全民共识"做出了回应---通过规定领导人任期制度、把党置于宪法之下、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赋予司法权力以较高地位等制度设计，它试图构建秩序，确保中国走向日常政治。

为此他的政府理论最后落脚点在政府解体理论，从而保留了人民革命的自然权利和正当性，但革命权何时行使，他又语焉不详。［7］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